英文”Software Egineering“的后一個詞，本身就是一個動名詞，在中文里，我們翻譯為名詞”工程“，屏蔽了其”動詞“屬性。19698年NATO召開SE會議的目的是解決軟件開發存在的經費、工期、質量（功能和非功能）等不可預測，無法計划，大量項目失敗的危機。提出來向傳統工程，例如，機械、建築、制造工程等學習，讓軟件生產過程也能看見，摸得着。把”一抹黑“的、”變魔術“的軟件開發過程，變成為：有序的、有計划的、可見的、可預測的（質量、工期、成本），進一步，可以向前追溯，查出責任，甚至要求負法律責任的工程過程。
研究SE的目的是提高軟件生產力。而軟件生產力源於: 勞動的人、所使用的工具和設備、工藝方法、以及把前面三個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
對於傳統工程，勞動過程，無論是福特公司的流水線、還是建築工程過程，其勞動過程可以事先規定下來，進行重復勞動。但是，人們認為軟件生產是不行的，因為每個項目的需求都不一樣、工期、質量和經費也不同，你如何重復勞動？
Humphery 提出了軟件勞動的程序問題，最終演變為CMM/CMMI模型，他本人獲得了美國總統頒發的大獎。他認為一個軟件組織要從無序的勞動過程，提升為可重復的（Repeatable），然后是標准化或能夠統一定義生產過程，再到可預測的量化管理，最終，能持續地對軟件勞動過程進行優化。這個理論解決了不相同軟件需求條件下的，軟件勞動過程的工程有序性。 小到一個軟件企業，大到一個國家或行業組織，要不斷改進其組織管理能力，就可以提高組織的軟件生產力。
用“工程化”的目的是為了表達軟件勞動過程的可變性，以及需要不斷改進的過程。同時，軟件勞動的工具與環境、勞動的人、工藝與方法也是需要不斷地被改進，這些也是一個“工程化”改進過程。
對於“工程化”的另一個解釋是德國人於1994年提出的“Enginering of Software Development”，即，軟件開發的工程化，把Engineering放到前面，強調其作為一個動名詞的動的側面。
在中國，1992年，梁思禮先生(原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在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啟動時，提“軟件工程化”，其目的是要求軟件工程技術人員向其他傳統工程人員學習，把軟件的研發、測試、發布和使用，搞成像火箭制造工程一樣的，可以看得見的、有據可查的（可向前追溯的）、能夠預測出軟件故障（錯誤率）的、經費和工期可控的勞動過程，徹底消滅軟件研制中的“自我設計、自我編程、自我測試，一包到底（三自一包）”的黑箱現象，通過工程質量的提高，解決軟件質量。他說道：如果我們一下子做不到，那就當小學生，把美國的NASA、波音、SEI當做大學生，我們總歸會學會的。這樣，我們的軟件生產能力才可以提高上去，質量和可靠性才是可預測的。
這個指導意見是成功的，在何新貴為組長的軟件工程專家組的帶領下，航天領域的軟件工程管理者和技術人員一起，保證了載人航天工程中軟件的質量。中國國家科技最高獎獲得者獲得者王永志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梁先生提倡的軟件工程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軟件工程化》一書的英文，開始時時“Engineering of Software”，但編輯部認為作為一本教材還是保持“Software Engineering”為好。
北京郵電大學的一位副校長，直接提出改版時，應該改為：Engineering of Software，以強調軟件工程是一個不斷進步和改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