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家庭生育的决策取决于孩子的数量与所需要消耗的商品数量，P点表示该家庭将生育三个孩子。
（a）为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数量增加（收入效应）
（b）为生育孩子所需要的代价增加导致生育孩子数量减少（替代效应）
我国人口生育率的转变过程：
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率→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率→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率
人口结构由人口红利转为老龄化
中国属于“未富先老”，即人口老龄化程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并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世界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40年左右，中国不到20年：从14%上升到21%，世界需要50年，中国只需要10年。”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期：中国奇迹）
Y=AKαLβeu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充足供给
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有利于资本积累，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使投入趋动成为可行的经济增长模式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提高已经转移的劳动力在新岗位上的生产效率
刘易斯转折（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转变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的到来
从进入刘易斯转折人口抚养比上升，可以看作刘易斯转折期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中国在1997年及以前一直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8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了中等收入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因此，只要中国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刘易斯转折使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投资回报率呈加速递减趋势，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
林毅夫的增长依据：从增长规律上讲，收入越低的国家平均增长速度越快，因此中国未来能够增长多块取决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以此当前中国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韩国的1977年
然而人口结构是其忽略的重要因素
“日本1951年尚未迎来刘易斯转折，60年代后日本享受了30年的最低人口抚养比时期；韩国1977年刚刚迎来刘易斯转折，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尚晚于中国，转折期为40年”
中国目前阶段的生产要素特征
1.普通劳动力上涨迅速
2.新成长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下降（少年儿童数量下降，人力资本总量下降）
3.资本边际回报率迅速下降
4.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常有限
“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4.55亿人，而剩余劳动力只占2%，为1059万人。”
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
短期：增加劳动力
- 改革户籍制度
- 放松人口生育政策
- 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
改革户籍制度：人口登记、就业管理、社会保护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义务教育得不到满足的话，会导致从工资水平上得到补偿
没有城市户口和长期居住预期，城市农民工往往年轻时便返回家乡，他们的终身工作时间被人为缩短，使得劳动参与率较低
被人为缩减的工作时间，必然会反映在他们的保留工资之中。
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减缓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劳动力供给的效应
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收效甚微
”2017年是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二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为1723万，比2016年（1786万）下降43万：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0.85%，相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
长期：
- 资本替代劳动
-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体制创新
增加人力资本
”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主要通过投资提高重化工业比重，进而导致日本经济大幅提高，70年代以后制止了高等教育扩张，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回到1965年，并且在创新技术前沿未能不断突破，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全要素生产率停滞“
劳动经济学人为：”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生产率会上升17%；企业职工如果由初中以下学历全部改善为高中学历，企业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进一步改善为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